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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视频网上火了：一群北漂的川渝“棒棒”们在北京地铁中支着木杆合抬安检机，在一声声“雄起”的号令声中，十几人就将2400斤的重物扛上了十几米高的台阶。
“这些杆子都是咱们从老家选了种的最直的柏木，磨圆了运过来的。”这群从四川广元来的小伙，从老家运来了定制的木棒，只要是别人抬不起的重物，交给他们“必定送达”。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带着川渝“棒棒”们的蛮劲，一代又一代的广元人先后来到北京，从私人搬家做到大型器械，他们穿梭在北京的街巷、站台，建设的足迹随着北京地铁从城中心一路延伸到市郊。老乡们喊着自己特有的号子，一起以肩膀扛起了北漂生活的千斤重量。
“咱们几乎每个人都能抬起两三百斤的东西，”抬起这类大型器械，靠的不仅仅是一身蛮劲，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一种所有人都能同时顺利发力的方式，“这就要用上经验和智慧了。”
从那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搬运工人们将一台三四米长，半径一米余宽的安检机器以红绳缠绕，固定在大腿粗细的的木杆上，而后以木杆作为着力框架，台阶上方三人拉着绳子作为向上的牵引，八九名工人便将这台庞然大物扛在了肩上。2400斤的重量分担在每个人肩膀上，平均每人也有近300斤，而这群人却绷足了劲，呼应发号人一声声“雄起”的节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带着机器向上攀登，直到不休止地走过三十多级台阶，最终将安检仪成功送上十多米高的地方。
“他们扛起的不仅仅是机器，还是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则视频下，不少网友留言点赞，将他们齐刷刷的号子声称为“一种亲切的中国好声音。”
视频的发布者何攀来自四川广元，2008年一场地震震垮他了的学校，13岁的他便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谋生路。曾在大街上卖过矿泉水，也在后厨当过学徒，2020年，何攀自己买了一辆货车，开始和同乡的兄弟们一起，在北京组成了一支“无往不利”的搬运队伍。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手握一根木杆走街串巷的“棒棒军”似乎成为了大众对于川渝搬运工们的固定符号。但对于这群北漂的广元搬运工来说，“棒棒”只能算一种特定场合才会使用的工具。形形色色的复杂情况往往对应着不同的解决办法，物品的重量、体积、形状，甚至是地形都是需要提前熟知、考虑的变量，此时，棍子、绳索或者是自身的臂膀，“只要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都会去尝试。”
“别人抬不起的东西，我们广元人都能给它抬到目的地。”不怕苦、不畏难，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搬运委托也被这群广元人妥善地解决。近几年，这些外乡人也在北京逐渐打出了名声，只要是市内有需要搬运的大型器械，人们总能首先想到他们。在“山城棒棒军”的名号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逝的当下，这群北漂的川渝搬运工，却在距离家乡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地方，将这种群体精神传承了下来。
“安徽人来北京做小吃，浙江人来北京搞建筑，而咱们广元人呢？带着老乡来北京做苦力活喽。”杨永超调侃道，他今年56岁，在北京从事搬运工作已有十多年。上个世纪90年代，第一批广元人来到北京，挂靠在大型运输公司下，开始从事搬运工作。随后，循着老一辈在北京打下的根基，一批批年轻人离乡上京，搬运也成为他们融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块敲门砖。
邓敏今年近50岁，21世纪初便与几位老乡一同来到北京从事搬运工作，算是广元最早上京的一批老江湖了。2017年，老邓师傅的侄子邓登全也辞去家乡文员的工作，来到北京加入了搬运行业，“因为这边老乡多嘛。”
尽管这群广元老乡们的年龄跨度从60后直至90后，但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一起干活就都是兄弟，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差距而存在身份的高低。有时间，老乡们也会一起吃饭，一起喝酒，只要有生意了也会相互照应，“谁带了单子来了，谁就当咱们的老大。”
就像只有长在家乡的柏木才能用得趁手，在老一辈的邓敏、杨超元看来，来自同一处的人们也是最值得信任的伙伴，“只有老乡才能听懂老乡的号子，也只有老乡才能扛起统一的节奏。”
如果没有重大的事件，这群在外打拼的广元人一年只回一次家。每当靠近年关了，老乡们便会约好时间，各家开着自己的车，一同组成回乡的车队，看过父母、亲戚后，在老家大约休息个二十来天，又陆续回到北京开启新一年的工作。
老邓师傅来北京已经20年，眼看着城市从二环修到七环，一碗刀削面从两块五涨到十六，北京地铁中的“黄金点位”也从银行提款机，变成了样式繁多的商业售卖机。“刚来北京的时候，一个月只能赚两三百，现在一个月也能有一万五。”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过其他工作时，老邓师傅表示，这么多年下来也已经习惯了作为搬运工的生活节奏，“对我来说，卖力气才是最踏实，也最高效的赚钱方式。”老邓师傅打算再干几年，多攒点积蓄回老家，“把舞台留给年轻人嘛。”
相较于老邓师傅“隐退”的想法，已经56岁的杨永超却仍然怀抱着再坚持十年的热情。“大家都以为我们干苦力的会显老，但出去干活，别人都还以为我才四十岁出头呢。”对于杨师傅而言，搬运这份“苦力活”始终是一份能源源不断创造成就感的工作。
随着城市的发展，杨师傅的住所从最初在北二环附近的公司宿舍，搬到了北五环外十五六平米的出租间。虽然至今并没有在北京定居，但杨师傅靠着自己的双手与臂膀，构筑着自己对于这个城市无可替代的意义。“这些年北京地铁里的那些机器大部分都是我们搬运的，我还能准确给你背出每个站点的进站路线、电梯位置呢！”小到全区小学开学前所需的课本，大到冬奥会、明星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开场前的物资搬运，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背后，都留下了这群广元人参与的痕迹。
正如身体会存在着力量的极限，搬运这份职业也仿佛存在着寿命。尽管老一辈的广元搬运工乐观地打算干到力竭为止，但他们也发现，这两年能来干苦力活的年轻人也在慢慢减少。“现在还是60后，70后担主力，年轻人还是不太能吃苦。”老邓师傅的儿子也曾来到北京从事搬运，“干了差不多一年，又回到成都去工厂打工去了。”
另一方面，对于未来，这群北漂的年轻小伙们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在认识到长期做搬运存在的局限性后，他们开始在这座城市探索着更多的可能性。以搬运队伍为中心，年轻人何攀逐渐负责一些统筹商谈的事务，期望能多方寻求更稳定、更具规模的合作；而曾经在老家做过销售工作的小邓师傅，则在考虑未来慢慢转型，去尝试做一些二手车业务。老邓师傅想留下来的“舞台”在未来是否仍能传承下来，在当下尚且难以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