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分析化学家蔡宗苇：环境新污染物有三大危害 科研应面向社会需求

　　“湖中莎草已枯，不闻鸟鸣。”这是《寂静的春天》开篇所引用的济慈名言，描述了在设想中受到污染的村庄所遭受的情况。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一些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也相继被排放到环境中，人们对于污染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在这些污染物中，“新污染物”更是受到社会关注。

　　10月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与国家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签署《关于开展环境监测技术交流的合作安排》，以加强在水环境监测、大气环境监测、新污染物监测等领域的合作。

　　所谓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这些新污染物会随着食物链富集在人体内。“新污染物会影响人类的内分泌系统，影响人类神经功能，同时也会有致癌作用。”香港浸会大学化学教授蔡宗苇说。

　　蔡宗苇是环境化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也是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3年，香港浸会大学成功获准设立“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蔡宗苇肩负起了领导这一重要实验室的重任。作为实验室的主任，蔡宗苇的研究领域也从药物分析扩展到了环境污染分析、食品分析和生物分析。

　　蔡宗苇在2008年、2014年以及2021年分别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聘请，编写亚太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和控制报告。该报告是《斯德哥尔摩公约》施行和监督的重要环节，该公约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减少或消除源自有意生产和使用的污染物排放，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

　　目前，蔡宗苇已在国际专业刊物上发表700多篇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杰出贡献奖等多项殊荣。

　　1982年，蔡宗苇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之后前往德国马尔堡大学深造，主攻环境污染物研究。毕业后，蔡宗苇先后在美国的大学和药物公司工作。

　　扎实的学术基础让蔡宗苇在药物公司中如鱼得水，当时，蔡宗苇在药物公司已获得了终身职位，高薪厚职。然而在2001年，蔡宗苇选择放弃这份体面的工作，来到香港浸会大学任教。2007至2011年，他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系主任。

　　谈到为何做出这一选择，他解释道，自己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祖国科研发展的关切。“我毕竟是在国内受的教育，还是希望能够报效祖国，能跟祖国有更多的联系。”蔡宗苇说道。

　　2013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的推荐下，香港浸会大学经过国家科学技术部的评审，获准设立“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蔡宗苇担任实验室的主任。

　　“我们实验室成立的时候就提出，我们所做的研究要面向特区政府的需求，面向大湾区的需求，面向社会需求，面向国家需求。”在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中，蔡宗苇针对污染物暴露引起人类疾病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关于污染物暴露对人体疾病引起的一些因素，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希望通过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环境毒理的检测，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有些污染物的危害，甚至能够改变市民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蔡宗苇表示。

　　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最终要落在实际的应用上，让人们能从中受益，这是现代社会对于科学家提出的新要求。

　　一直以来，香港在科学研究领域名列世界前茅，香港共有5所本地大学在世界排名前一百；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亚洲排名第5位、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7位。但香港在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方面却有所不足，2021年，香港本地研发总开支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仅有0.97%。

　　蔡宗苇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停留在象牙塔中，应该面向社会需求。“我们不断地考虑将我们做的基础研究能够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应用，比如创新科技，或者是一些科技产品。”蔡宗苇说。

　　为了帮助香港创科发展，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项措施促进产学研合作。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100亿港元的RAISe+产学研计划，以配对方式资助至少100家研究团队，帮助他们将研究商业化。

　　“这两年，在特区政府的鼓励下，我们实验室里的很多老师都在考虑将研究结果转化为商业应用。比如，我们有人是做仪器分析、质谱分析的，针对社会需求，我们正在研制针对环境检测、检测的快速检测方法。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将这些检测的仪器转换成真正的产品。”蔡宗苇介绍道。

　　“我们另外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的方向是在储能方面的安全保障，这与我们分析化学有关。我们在这领域有一些研究成果积累。目前正在跟宁德时代等内地的一些大的公司商谈合作，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适用于在电池的安全性跟检测，最终能够形成技术的商业化。”蔡宗苇说。

　　香港与内地的合作除了体现在基础研究的商业转化上，双方在科研发展上也有极强的互补性。双方的合作不仅能够发挥各自所长，同时也能解决各自存在的短板。

　　“香港的研究空间严重不足，这是每一个学校和每一个教授都能感觉到的。随着研究人员以及实验设备的增加，对于香港研究空间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成为了香港科创发展的瓶颈。”蔡宗苇坦言。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香港科研空间的扩大以及深港合作深化带来了崭新的机遇。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简称《规划》），推动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规划》在科研人员流动、科研货物流动以及科研跨境资金流动等多方面有相关部署。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非常先进的设想，两年之前我们就积极地考虑进驻了，河套如果将来能够作为大湾区的一个实验室，对促进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科研合作将起着巨大的作用。不仅包括科研人才的流动国际化，也包括科研人才的互补。我们现在在深圳或是香港两边招聘人才还是相对困难，可能就是因为互补性没有充分利用。”蔡宗苇表示。

　　蔡宗苇指出，科研实验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实验，需要大量生物样品，香港受制于医院和病人数量，没有办法满足香港高校对于实验样品的需求。生物样品的过境对于香港的科研会有重要帮助。

　　“虽然目前生物样品过境问题相较于之前有了改善，有相应的渠道能够让这些敏感的样品过境，不过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相对还是过高。”蔡宗苇进一步表示。

　　根据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布的“科研样本、试验试剂和遗传资源监管及出入境审批制度创新”研究报告，有关人类遗传资源活动审批从准备材料开始到获得审批至少需要4-6个月的时间。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被视为两地创科合作发展的“试验田”，蔡宗苇寄希望于河套创新合作区能够解决生物样品过境的相关问题。他希望未来内地的生物样本来到河套区能像在内地其他地区流动一样便利。

　　《21世纪》：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想问您，您在化学领域深耕了40年，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化学？

　　蔡宗苇：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对化学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化学可以造福人类，并且我们人类生活中离不开化学品。虽然很多人认为化学品有污染，但是，真正的化学品也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21世纪》：您之前也在美国的药物公司担任过研究员，当时研究的方向跟后来在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的方向，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呢？

　　蔡宗苇：相同之处就是当时我做药物开发，包括药物分析。我来香港以后也做过中药分析，所以是比较相似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几年我的研究方向慢慢地从药物分析转成环境污染分析、食品分析、生物分析，主要原因还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立、国家支持香港的研究。

　　《21世纪》：当时在美国的药物公司，应该相对来讲薪水各方面待遇都是不错的，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来香港、来浸会大学发展？

　　蔡宗苇：是的，当时我在美国药物公司已经获得了终身职位，也拥有了房子等等一般人在美国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决定回来，主要出于三个考虑。一个是实现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要当大学教授。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父母跟岳父母逐渐年长，如果我们留在美国就不能经常探望他们；香港离我的老家福州近一点，我们就可以经常看望他们。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与中国的科研跟科技发展紧密相关，我们毕竟是在国内受，也希望能够报效祖国，能够跟祖国多一点联系，多一点合作。

　　《21世纪》：很多人把生化环材，即生物、化学、环境、材料专业戏称为“天坑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这些专业的薪资、就业对口、就业率也是相对较低的，很多学生会尽量避开这些专业，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蔡宗苇：我觉得是相对而言的，确实，现在AI、传媒或者计算机科学比较热门，但是，生物化学也有热点，比如环境分析、材料就是对接社会需求、国家需求的专业，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毕业生现在都供不应求了。

　　但是，对于所谓的毕业难找工作、薪水比较低的“坑”，我个人认为年轻人还是以自己的兴趣，以自己的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要考量，不能一窝蜂地都去追逐所谓的热点、薪水较高的专业。因为我们所从事的这些领域，不管是生物化学、药物化学，还是环境分析、等等，都关乎人体健康，本身有些研究的意义就非常重大，更是面向社会需求跟国家需求。我相信未来这方面还是需要人才的。

　　《21世纪》：新污染物也是国家非常关注的重点，有一些像是微塑料会通过富集效应聚集在人体内，会对人体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蔡宗苇：环境新型污染物，也叫新污染物，近两年受到我们国家中央政府特别关注，并且中央已经发布了相关政策文件。我相信，未来我们整个国家包括大湾区，都会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

　　微塑料更是一个重要的新型污染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了很多塑料，它们到了海洋等环境当中，或者通过我们爱吃的海鲜食品进入食物链，被转换成微塑料留存在体内。目前研究表明，微塑料对人体健康有三个较大的危害，其中一个就是影响人类的内分泌系统，我们把它称作“内分泌干扰物”，第二个就是它会影响神经，还有一个就是会有致癌的作用，这是比较常见的健康危害的方面。

　　《21世纪》：您在2008年、2014年、2021年受聘编写了《斯德哥尔摩公约》下亚洲POPs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监测的报告，那请问现在亚洲持续性有机物的污染形式、污染物的形式出现怎么样的变化呢？

　　蔡宗苇：这要稍微追溯一下历史。2001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地区共同倡导下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公约》，目的是减少甚至限制一些持久性污染物POPs。在该框架下，每五年就要提交一份成效报告。

　　中国政府包括香港特区政府跟澳门特区政府非常负责任，是最早加入公约的。加入公约对我们的工业生产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当时经济高度发展的时候，很多排放POPs的工厂就要停工。但是，为了人民健康，中国政府就是签了协议。当然，公约也给中国政府一定的时间来履行合约。

　　我作为成效评估报告的撰写人，负责整个亚太地区的报告。现在明显地可以看到，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明显地受到控制。比如半衰期很长的、生物累积性非常强的DDT以前在血液里都可以广泛检测到。但《斯德哥尔摩公约》成立以后，DDT在人体的母乳跟血液中的含量持续下降，这对人类特别是孕妇、baby的健康至关重要。

　　《21世纪》：您之前也提到过，您做化学研究并不想停留在学术的象牙塔内，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帮助到社会。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做的这些研究对社会有怎样的功用吗？

　　蔡宗苇：对，特别是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就是面向社会需求、面向国家需求、面向特区政府的需求，还有包括大湾区的需求。

　　因此，我们做了很多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研发的食品安全检测、环境污染检测，还有环境毒理检测，帮助市民认识部分污染物的危害，甚至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总之，针对污染物暴露引起人类疾病的相关因素，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另外一个应用研究就是我们不断地考虑大学基础研究如何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创新科技甚至科技产品。

　　《21世纪》：大湾区包括香港的创科行业在蓬勃发展，您身处其中，有感觉到怎样的变化吗？

　　蔡宗苇：这几年变化非常大，特别是这两年香港特区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大幅度提高，其中，多项鼓励政策不仅面向基础研究，还包括创新科技领域，特别是孙东局长（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提出来的RAISe+计划，政府出资100亿专门支持创新科技的研究，大大鼓舞了我们。

　　我们大学里的教授得知政府有这方面的支持都欢欣鼓舞，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想，技术研究能不能转换成成果和技术，并且各个大学都很支持，都在往这方面想办法、想各种各样的渠道。

　　《21世纪》：既然提到成果转化，您是否想过将自己的一些科研产品转化落地呢？

　　蔡宗苇：有。特别是这两年在香港特区政府包括创新科技署不断鼓励支持下，我们实验室的很多老师都在往这方面动脑筋。

　　我们是做仪器分析、质谱分析的，面向社会需求、面向公众需求，比如海关、环境检测、食品安全检测等等研制了一些能够快速检测的采样跟进样的仪器，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汇报的时候我们也提过，希望在未来能把这些检测的仪器转换成真正的科研产品。

　　另外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在高蓄、方面，汽车用的是小型的，但大的装置安全性的保障就跟我们分析化学有关，包括电化学、分析化学。过去我们在这些领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跟内地的一些大公司合作，比如包括和海德公司现在做大量的储能集装箱，希望我们研发的技术能帮助他们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跟检测效能。

　　蔡宗苇：香港研究环境的空间严重不足，这个是每个学校、每个研究教授都会感觉到的，另一方面，现在长期研究发展较快、人员增加、实验设备增加，对香港研究的空间要求也在增加。本来香港研究空间就比较狭小，现在的研究空间成为了香港创科发展的瓶颈。

　　《21世纪》：您谈到了香港和内地公司的合作，深港两地关于科创合作也设立了河套合作区，您觉得河套合作区会对两地的科研成果落地，或者科研合作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蔡宗苇：肯定影响会巨大的，这是大湾区的非常先进的设想。两年之前，我们就很积极地考虑了，河套或者前海如果将来能够作为大湾区的一个实验室，对促进香港跟深圳、香港跟广东各地，甚至与内地其他城市的科研合作意义重大。它不仅包括科研人才的流动国际化，也包括科研人才的互补。

　　我们现在在深港两边请人都是比较困难，人才无法充分互补，还有一些我们做科研的样品、标准品将来就可以通过河套更好地流动。目前已经有政策允许我们从内地采集一些人体样品、动物样品，或者比较敏感的环境样品，而且有些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帮助我们了。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有更大的改善空间。将来河套创新区对我们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

　　《21世纪》：您谈及数据过境和生物样品过境的问题，目前碰到的困难能够详细谈一谈吗？

　　蔡宗苇：目前我们还是碰到一些困难。第一个是大量做实验用的人体样品、动物样品，过关还是比较困难。虽然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通过某一两个公司过境，但是费用比较高，时间也比较长。我们希望通过河套模式真正实现顺畅的样品过关，促进两边的合作，甚至有些实验、有些科研就可以在那边做，这样样品通关也很容易。

　　另外一个就是请人。如果有河套这样的特许机构跟地区的话，人才流动、人才互通应该非常容易。

　　还有一个就是资金，现在虽然能实现两边资金流动，科研资金流动，但毕竟还是比较不流畅，特别是在请人、买消耗品做实验方面还需要有更多的改善空间。

　　蔡宗苇：意义巨大。我们很多实验都需要用生物样品，包括动物样品，也包括人体样品。香港特区毕竟医院比较少、病人比较少，但我们很多做跟环境污染，或者新污染物相关的人体的实验，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大量的人体样品做研究基础，那么尿、血等样品过关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生物样品跟人体样品能顺畅过关，我们的研究，还有香港的其他院校、高校研究所都将受益。我参加的另外一个项目，比如说香港大学的传染病重点实验室研究合作项目，在疫情期间想用高端的仪器、高端的设备多做研究，但由于人体样品的来往比较困难，（就无法顺利开展计划）。

　　《21世纪》：大概是两到三年前您谈到数据过境和生物样品过境，您觉得现在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

　　蔡宗苇：应该说有改善了，因为至少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让内地的生物样品、环境样品、比较敏感的样品过境了。但还存在两个主要的困难，一个是所需时间太长，第二个是通过公司过境费用还是比较高。

　　我希望将来在河套或者前海的高新合作区建立之后，样品过境基本上就像从广州到深圳一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