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革：艰难跋涉军转民

　　他，是中关村军转民第一人，在中关村改革浪潮的席卷下，出任康拓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他所执掌的康拓出自军工领域的航天502所；其时，中关村已有四五百家民营企业，却没有现成的经验供康拓借鉴。怎么办？多少个日日夜夜，秦革都在这样问自己。在康拓的不断探索中，有的难题，早已得到了圆满解决，并成为其他军转民企业奉行的经典；有的难题，时至今日，仍是难题。然而，这部创业史，是军转民在中关村土壤上的首次有益尝试

　　清晨，总有一位老者的身影出现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康拓大厦的门前。在很多年轻的康拓人看来，这或许是在康拓大厦中工作的一位普通长者。虽然步履赶不上年轻人，但是老人精神依然矍铄，面庞红润。这位老者，正是北京海淀康拓科技开发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秦革。尽管已经年逾古稀，但是当他再次收到康拓公司聘书之时，秦革毅然决定再次回归他为之奋斗和奉献一生的康拓。

　　秦革，1938年出生于东北延边和龙县。1960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学习。1963年9月，成为中科大首届毕业生。毕业之初，秦革被分配至中科院自动化所工作。“分配到新工作岗位之后，我异常激动，心里想着，一定要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后一场文革，让这位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抱负渐渐冷却。

　　这一冷却，十数年匆匆逝去。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白马过隙，经历了10年文革，秦革内心苦闷，总在深夜里思索自己的人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我，仍然一事无成，报效之心又从何谈起？人这一生又能有几个二三十年呢？

　　1988年，当国务院批复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天命之年的秦革受命成立北京海淀康拓科技开发公司，成为康拓公司首任总经理。由此，秦革与战友们在军转民的创业之路上破藩篱，踏荆棘，走出了一条军转民的康庄大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国民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战略方向。同时，科技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党中央提出，军事工业的高科技也要服务民用工业，提出了军转民的“十六字”方针：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

　　而此时，归属于航天五院的502所正面临着经费压力。在文革期间，肩负着研制我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首个航天任务的五院，每年得到的科研经费并不多。研究人员有时为了节约经费，不得不采用土办法研究航天技术，比如，在研制卫星时间控制器时，研究人员购买一台闹钟，然后将闹钟改装成控制器。在当年，闹钟、缝纫机、粗木头、白铁皮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用品统统用在高精尖的航天技术研究上。由此可见，当时投入航天系统的研究经费并不充裕。

　　到1978年，秦革所在的航天五院502所共有1400多人，但是国家不断削减对航天系统的经费投入，直接导致502所一半以上的人无事可做。但是，这1000多号人都要吃饭养家，怎么办呢？时任502所所长邹广瑞备感压力。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军转民“十六字”方针出台。于是，为了改变现状，秦革被任命为对外协作处处长。“什么是对外协作？一方面是其他企业委托502所进行生产，另一方面是502所与其他单位进行合作。当十六字方针出台之后，我们非常希望国内经济能够开放。这个时候，也有不少单位找到502所，希望和我们一起研究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难题。我认为，502所军转民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应主要采取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的方式。”秦革说。按照秦革的对外协作思路，1978年当年，502所就创收38万元。

　　38万元的收入证明秦革为502所军转民所确立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如今回过头来看，秦革认为，“这是一个很低的收入水平，我们军转民的道路并不顺利。”

　　首先，意识上的转变困难重重。对于很多军工单位而言，一张报纸一杯茶就可以过一天，反正吃的是“皇粮”，不需要了解合作方的需求，承担的是军事机密任务，享受的是高人一等的待遇。可是，进入军转民阶段后，502所的研究人员就需要转化心态，主动出击，不但要自己找项目，还要登门洽谈。

　　其次，技术咨询、转让很多是在研究室里进行的，转让之后实现的经济效益低。秦革说：“比如我们有一项热管技术，原来被用在卫星上，后来被北京市平谷县一家乡办工厂的锅炉厂看中，他们希望借助这项技术制造新型锅炉。”于是，秦革带队到平谷县的工厂，并将热管技术成功用于锅炉上。“因为有了这项技术，这家工厂生产出了可供不同用户使用的产品，在两年之内产值达到1000万元，同时工厂晋升为县里的二级企业。但是，我们转让技术只获得了2万元的转让费。”秦革说。之后，秦革带领技术人员还转让了不间断电源技术等多个技术成果，但是每笔转让费也就几万元而已。

　　“502所有的是什么？我们只有技术。如此低的效益，让我深深思考其中原因。我们拥有技术，却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我意识到这和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关联。”秦革说。

　　尽管创收的记录并不高，但是在军转民的初期，秦革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进行了一些产业重大项目技术改造，比如天津铝合金厂、厦门胶片厂等。”因为我国原有的技术基础比较落后，当军工技术运用到国民经济产业中，显现出了强大的推动力。

　　“我带队驻场厦门胶片厂，进行生产线改造。我不管技术问题，但是我要保证技术人员能够安心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是厦门七八月的酷暑，天气湿闷难耐。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制冷设备，工作环境可想而知。但是大家干劲十足，没有人为此抱怨过什么。”1981年，柯达公司打算进入中国，在国内考察选择合作伙伴。当柯达公司看到厦门胶片厂的生产线时，都为之感到惊叹，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生产线，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合作伙伴！

　　“为了感谢我们，厦门市市长请我们全体人员吃饭。该项目还通过了省部级技术鉴定，并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因为这个项目，秦革和同事受到502所的嘉奖，记集体三等功。每当秦革回想起这段历史，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项目还没有进行完，就有一位同志病倒了，这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同事，名为沈志英。从厦门回到北京没有多久，她就不幸因病去世，享年52岁。”对秦革来说，最柔软的情感就是回想起那些曾与他一起艰苦奋斗的战友，亲眼目睹他们为事业付出血汗甚至生命。

　　1978年~1988年，尽管502所先后转让了数十项技术，但创造的经济效益都不高；这期间，502所成立了一家公司，却没有真正创业的意义，只是进行过一些倒卖计划内物资等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动。“因为我们没有走出502所，没有和市场机制接轨。技术改造主要还是支援性质的多，利润低，无法规模化、产业化。”秦革这样评价初探军转民时期的特点。

　　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此时在中关村里，创业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五六百家，这其中，大多数创业者是来自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然而，尽管之前502所成立了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开发公司，但其远不能和当时已经有规模有品牌的四通、联想、科海等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同日而语。换言之，中关村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军转民创业公司。

　　面对这样的局面，502所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力。一方面，中关村科技体制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两通两海”已经成为中关村知名的品牌；另一方面，502所手里掌握着大量高精尖技术，很多可以转化到民用产品上，以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如此一来，不仅能响应党中央军转民“十六字”方针，并带动军转民技术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更为现实的是，如果军转民进行得好，其收益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502所的资金压力。

　　1988年5月，502所所长邹广瑞找到秦革，希望负责对外协作工作的秦革，能够牵头筹办502所军转民的新公司，走出502大院，走出一条军转民新路来。邹广瑞说，既然中关村的企业都可以享受试验区的优惠政策，那么502所不妨也试试，充分利用好这些优惠政策，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共同存在的“一所两制”。

　　“面对所长邹广瑞的提议，我当即就表示不能担当此重任。”秦革心中有所顾虑。在502所办企业，和从科研院所走出去办企业实有不同。例如当时王洪德彻底扔掉铁饭碗，说干就干，尽管没有了福利，但是自己能够在公司里说了算；而如果在502所的体制下成立公司，必须在502所的管理之下，而502所的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大小事务都将在所务会与党委会上进行讨论，而参加所务会的人员除了所长、副所长、党委书记之外，还有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审计主任等共19人。这就相当于有19个“婆婆”要管公司。另外还有一大难题，“当时，所里很多人对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也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机制下办公司，难度实在太大。”

　　邹广瑞并不死心，不断地约秦革谈成立公司之事。大概推辞了近一周的时间，秦革向邹广瑞坦白了自己的担心，“创建公司可以，但是必须答应我三件事情：第一，我不能对所里所有领导负责，只对所长一人负责，无法应对其他18个婆婆；第二，希望所长扛住压力，办公司毕竟是有风险的，市场经济有赚有赔；第三，公司必须有独立的账号和人事安排权。”邹广瑞听后哈哈大笑。

　　所长答应了秦革的请求。由此，康拓公司登上历史舞台。1988年6月14日，502所正式下文，确定成立北京海淀康拓科技开发公司。6月25日，康拓公司通过工商注册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90万元。这为我国军转民的尝试翻开了新的篇章，同时，502所军转民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探索军事院所的集体所有制。

　　康拓成立之际，秦革就确定了公司的发展思想：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依托，以拳头产品、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合资合作为重点，以实现科技产业化为目标。“以市场调研为基础，确定了产品开发的方向；以技术为依托，因为所里的领导没有投资的观念，而我们的优势就是拥有技术，所以，企业发展必须以技术为依托；以拳头产品、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合资合作为重点，是我在502所1978年~1988期间总结出的经验；实现科技产业化，把公司做大做强，是给康拓公司全体员工制定的宏伟目标。”

　　后来，实践证明秦革所提倡的思路是正确的。1988年，我国航天红外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而502所正好拥有这项技术。康拓公司把这项技术移植到民用产品上，成功地推出自有品牌产品康拓红外测轴仪。虽然技术好、产品好，但是必须经过市场的洗礼才能见真章。于是，在技术开发之前，秦革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调研。他发现，红外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之一为铁路系统。而在这一领域中，因为洋品牌和铁路系统内部产品的把持，其他品牌几乎找不到任何进入的机会。

　　经过市场调查秦革发现，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铁道部的内部企业广汉车辆厂和哈尔滨铁路研究所。洋品牌不仅价格昂贵，售后服务也不到位，产品技术和质量都是一般水平。超越洋品牌并不算太难。“要想啃下这块骨头，只有一个办法，在质量上超过他们。”于是，秦革带着队伍三番五次地和竞争对手打擂台。就这样，康拓将洋品牌哈曼公司比了下去。

　　此后，康拓红外测轴仪又和铁路系统内部公司的产品一次次过招，从最开始铁道部不承认不待见的状态，逐渐发展到成为实力极强的候选厂商。

　　最让秦革记忆犹新的是1990年4月，康拓红外测轴仪在沪宁线上的擂台赛。“之前，我们已经和哈尔滨铁路科研所、铁道部成都广汉信号厂在岳阳到武汉的铁路线上进行过比武了，结果是康拓红外测轴仪技术指标样样第一。那次在沪宁线上的比武，可以说已经到了赛点。康拓只有再次取胜，才能争夺到中国铁路市场红外产品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秦革说。

　　1990年春末夏初之际，测试地点沪宁线正处在梅雨季，每天闷热潮湿，而安装工地更是在荒凉的郊外。让工作人员尴尬的是，当火车从工地上经过之后，旅客排泄的粪便全部洒落在铁轨上，甚至安装好的产品上。有过野外作业经历的人都知道，吃喝拉撒这一切人最基本的需求，平时在城里并不会显得那么突出，但是一旦到了野外，能解决好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实在很难，有时竟成为一种奢侈。“施工地点在郊外，花1毛钱坐老乡的驴车到工地，好像坐上了进口小轿车，是件奢侈的事情；吃上口热饭也是比较奢侈的事情，经常是大伙坐在铁路边干啃方便面，有时候连方便面都没有，只能向老乡买鹅蛋吃。”秦革回忆起创业的艰辛，唏嘘不已。

　　产品安装终于完成，康拓公司与广汉车辆厂、哈尔滨铁路研究所的赛事进入最扣人心弦的阶段。可是，就当秦革满怀希望的时候，却被浇了一盆凉水据监测报告显示，康拓产品出现漏报问题。

　　当时秦革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沉重，找到安装负责人有“拼命三郎”之称的栾国成。秦革问：“老栾啊，到底怎么回事？”老栾拍着胸脯说：“肯定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如果是，你杀了我的头！”听到这话，“我悬在空中的心放下了一半。”秦革说。于是，栾国成一个一个环节地查询，最终发现，是登记人员在登记的时候漏记了。

　　7月份，3家公司大比武的结果浮出水面，康拓毫无争议地获胜。而此时，栾国成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回到北京直接入院治疗。

　　“每每想到这些可爱的战友们，我都忍不住流泪。他们为了创业，可以不顾家，长期出差在外；他们为了创业，放弃在舒服的研究室里做论文，和工人们一起奋战在第一线。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我们爱国，我们要为军转民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秦革说起此番话语，泪流满面。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张九龄的名言言简意赅，流传千古。可秦革回想起当初的经历，认为康拓几次与机遇擦肩而过。

　　1994年，国家进行了税制改革，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增值税。此税种规定，凡每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的公司、企业、工厂都可申请为一般纳税人，使用增值税发票。因为符合此标准的企业基数大，增值税成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然而，因为技术手段不完善，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偷漏增值税。据统计，在1994年，我国税收总额为15165.5亿元，增值税收入约为为七八千亿元，而当年偷漏增值税额就达到了几十亿元。如果无法解决该问题，不仅每年会造成我国财政收入上的巨额损失，同时很可能使我国税收改革工作陷入失败的境地。

　　在1993年7月29日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我国军转民第一人、时任航天部部长刘纪原（此时为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动请缨，表示用航天技术进行研发，以解决增值税偷漏税问题。对此批示：“同意，请财政、电子、航天三家联合攻关，务期必克。”于是，“增值税防伪项目”启动，此后更成为我国“金税工程”的首要工程。

　　时任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王雨生在航天系统中组织了8家单位，采取竞标的方式挑选最符合要求的项目，康拓公司也在其中。“我将公司里30多名骨干技术人员组成攻关小组，设计了多个解决方案，一次次进行头脑风暴，一次次推翻原来的设计。”经过了4个多月的攻关，康拓总算拿出了自己满意的方案。

　　1994年1月21日，康拓的“增值税发票防伪识别卡”与航天系统其他7家单位的方案同台竞技。在现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对康拓的“增值税发票防伪识别卡”非常满意。2月1日，指示，航天的防伪税控系统“先试点，后推广”。这意味着，康拓的研发成果中标了！

　　“我们感到，终于为国家做了点事情！”秦革说，“1995年，防伪税控系统在全国普及，增值税的偷漏税现象得到了明显遏制。”

　　1995年5月30日，副总理挥笔为防伪税控系统写下了8个大字：“可靠、快捷、节省、方便”。1996年，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航天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

　　“可以这样说，这是康拓公司的一个聚宝盆，依托这个产品，康拓可以做强做大，做成上市公司，做到海外去！可惜，我们的聚宝盆被拿走了。”秦革说。

　　1995年8月，航天部政治部某同志，代表航天部与502所所长刘良栋、党委书记彭学义与秦革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内容令秦革震惊不已。

　　“这位同志说，康拓公司研制的国家金税工程增值税发票防伪系统，市场前景极好，但是航天部考虑到，502所和康拓公司能力有限，恐怕难当重任，因此，部里决定重新成立公司来运作此产品。”秦革回忆说，“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康拓人为研发该产品费尽心血，多少个日日夜夜，不眠不休。怎么能说拿走就拿走呢？我说，不行，康拓研发了此产品，我们也很看好市场前景，康拓是独立法人单位，我是法人代表，如果部里要强行拿走，我就和部里打官司！”

　　可是，这位同志却说：“康拓是502所的，502所是谁所有？我说，五院。他又问，五院谁归谁管呢？我说，航天部。他继续说，如果你为此和部里打官司，马上免去你的职务，还要双开（即开除党籍与公职）！”

　　面对如此强势的谈判，秦革呆住了。最后，该项目与15名研发人员全部被无偿拿走、调走。

　　1993年，又有一次回报丰厚的机会摆在了秦革面前。然而，康拓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1993年首届泰山会议（泰山会由国内知名且有相当影响力企业的CEO或董事长组成）上，数家民营科技公司老总们聚到一起，认为向银行申请贷款难，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有一家属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或许贷款将不再是难题。于是，大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委托江西科瑞公司总裁郑跃文筹备该银行，这家银行就是民生银行。郑跃文办事效率极高，1993年底即申请完了所有民生银行的申报资料。1994年初，国务院副总理批示：“可以试一下。”同年1月12日，民生银行筹组会议召开，会议决定首期集资300万元启动资金，300万元分12股每股25万元。泰山会负责筹集8股资金，其成员为康拓、四通、京海、科海、通达、巨人、通普、科瑞出资认定8股，资金按时到位，使民生银行的筹备工作顺利展开。

　　“在认购民生银行原始股份时，我代表康拓公司认购1000万股，每股1元，共1000万元。”秦革说。于是，认购一事在502所的所务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这是一次历时极长的会议。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无论我说这是由副总理亲自批示的，还是讲述未来前景如何之好，19位婆婆统统反对此事，没有一位所领导为之动心。”

　　2000年12月19日，中国民生银行在上海证劵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3.5亿股，每股发行价11.8元。以民生银行首日开盘价每股20元计算，如果当年康拓认购1000万元原始股的线亿元。除了扼腕叹息，秦革别无他法。当初成立康拓和所长邹广瑞的“君子协定”，没有落实在文字上，线位“婆婆”谁都能管，只有自己无能为力。

　　成立近23年的康拓公司，曾经与改制、上市擦肩而过。“联想是柳传志与计算所10个人向计算所借钱一起创办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他成功地对联想进行了改制。我也想学习比我年轻6岁的柳传志，对康拓进行改制。”秦革说，1993年，他邀请时任502所所长的邹广瑞参加在大钟寺饭店召开的康拓工作会议，主要议程就是对康拓进行试点股份制改革工作。“所长不但不同意，还将我骂了一通，说我这是在动摇军心。你的公司效益好，就搞股份制，那所里怎么办？然后所长退出了当天的会议。”直到今天，股份制改造仍然是一些院所、高校企业所无法突破的藩篱，也因此，很多当初因尝试突破生机勃勃的企业，在后期遇到问题和阻碍，影响了发展的步伐。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在与体制抗争的过程中，为后来者们开拓出了一片创业的新天地，为后来者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宝贵经验。陈庆振首开科学院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之先例、周明陶创学生创业之先河、倪振伟放下教授头衔成为高校创业第一人，而秦革则是中关村军转民第一人。

　　创业的经验是无形的，其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康拓公司就有一套被军转民企业奉为经典的“康拓模式”。

　　自康拓成立之后，每年要向502所缴纳“人头费”。何谓人头费？秦革解释说，502所向康拓提供项目和技术，同时康拓还借了所里一批科研人员，因此，所里每年以每人3000元的标准征收管理费。此外，康拓还要向所里提交效益。随着公司效益逐渐上升，人头费由原来的3000元/人上涨到8000元/人，高级工程师更是达到了13000元/人的标准。对企业来说，压力不小。

　　1993年，航天部要求五院将军品与民品分离分立，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一部分人员也被划分了出来。在第十研究室有一位名为孙长义的老军工，被分到康拓电子产品经营部任经理。“到公司后，他每年要上缴的指标压力很大，再加上还要给员工开工资，负担很重。”没到两年时间，孙长义病倒了。“我到医院去看望病重的孙长义，他说去世前只有两件事情要托付我：第一，是否能照顾家中还在上学的孩子；第二，就是向上级领导请示，可否将今年的人头费免了。”

　　回忆起这一场景，秦革再次泪流满面。尽管孙长义的最后请求并未得到答复，但是由此，秦革绞尽脑汁想出了“康拓模式”。秦革向所里表示，自己需要两种身份：面对社会，自己是康拓总经理，管理康拓公司，康拓公司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对所里，自己是民品处处长，负责管理502所10个研究室的所有民品项目，项目在所里的财务处进行核算。研究室的利润全部上缴502所，康拓只负责管理项目；而502所必须承担康拓公司10名管理人员的工资，不收取这10人的“人头费”。“这样的模式既减轻了公司负担，也减轻了所里的负担。此后，再开发新项目，我尽量从社会上招聘技术骨干，这样就不用上缴人头费。同时，这样做，能大大促进所里研究室的军转民工作。”

　　更重要的是，“康拓模式”被五院领导重视，该模式被推广到五院下属的其他研究机构，推动了军转民工作的发展。

　　康拓公司在中关村创业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但是，作为中关村第一家军转民企业，秦革所具有的超前的市场经济意识，使他为我国军转民的尝试积累了丰富有益的经验。军工行业中有不少人片面地认为，军转民就是国家在经济困难时采取的特殊政策，一旦情况好转，军转民就不应该继续下去。秦革认为，这样的观念，并不是对“十六字”方针的透彻理解。康拓将许多原来深锁大院中的技术进行市场转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天，73岁的秦革依然作为高级顾问担当康拓军转民的工作，就是因为他深信，军转民，获利是小，造福人民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