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雄文：倡导大学精神、科学精神、企业家

　　影响我们科创事业和国家前途的最大瓶颈是教育。人才培养自有其规律，每个孩子各有天性、各有天赋，因材施教是祖训，培养创新人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教育界的迫切使命。

　　■我们必须倡导真正的大学精神、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这是国家社会走进新时代、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动力。

　　我们2023年新年论坛已进入尾声，我很高兴代表学院向所有听众表示由衷欢迎和感谢！

　　今天我们邀请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等诸多大咖和四位新青年代表来同我们分享他们对科学、对事业、对人生的深刻洞见与体验，相信大家都有知识上的收获、眼界上的拓展，也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个学院每年一度新年论坛为什么不只是聚焦于产业、商业和管理问题，而是延展开来，涵盖当下这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需要共同关注与面对的时代主题。

　　“我认为我们要走向光明的未来，还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的不具备、不突破，在过去、在今天都抑制了创新发展。”

　　过去的2022年，我们所见所闻、亲身经历都令人刻骨铭心、不可忘却。在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博弈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迅速分化、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在大范围解构、重组，世界贸易增长乏力，VUCA时代更加VUCA，中国在越来越多科技领域遭遇西方围剿。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扑面而来，中国的科创热潮方兴未艾。我们学院在2020年启动科创战略，致力于以管理赋能科创、引领科创，以求助力中国的科创事业。大半个月前，我受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邀请以“管理与科创并举”为主题做了一个演讲。演讲结束时，主持人王方华教授点评，他提出一个问题：“雄文院长提出‘无科创、无未来’，那是否有科创就有未来呢？” 我的回答是“NO!”

　　我说，无科创无未来，说明科创是未来的必要条件，但科创仍不是未来的充分条件，为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要走向光明的未来，还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的不具备、不突破，在过去、在今天都抑制了这个社会的创新发展。

　　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应该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仍然令人困扰。这背后有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第一，今天劳动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力劳动了，那么资本剥削劳动还成立吗？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年代，资本剥削劳动是科学的论断，但其内在的涵义是稀缺的货币资本剥削有大量供给、甚至供给有剩余的体力劳动。

　　今天已是科创时代，没有货币资本的科学家以其知识产权作价1个亿来融资，风险资本家投入1000万现金入股，占10%的份额，创始人团队占90%股权，如果科创失败，VC资本如落花流水，那么这种情况下谁剥削了谁？如果科创成功，企业价值扩大100倍，那又是谁剥削了谁？是知识劳动剥削货币资本，还是货币资本剥削了科创企业家？我的回答是，稀缺的科技资本“剥削”了有大量供给、甚至供给有剩余的货币资本，这里的被剥削也是货币资本家甘心情愿的，所以我要打上引号。而这里的科技资本是不断增值的资本，是科学技术人员活的劳动不断创造的资本。我无意说资本剥削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我们现实当中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劳动剥削资本的时代也已经正在到来，关键是怎么定义劳动和资本。

　　在今天这个时代，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经典定义需要大大拓展和丰富。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按“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来进行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创新，哪个要素具有稀缺性、排他性、独占性，哪个要素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就有优先性、主导性、控制性。我认为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第二个理论问题是，私有资本是恶的吗？资本家的传统形象是：唯利是图、剥削工人、破坏环境、不正当竞争巧取豪夺，乃至组成利益集团操纵公器。今天的社会物质愈益丰富，法治愈益健全，劳动者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反垄断措施越来越有力，社会教育水平提升，文明程度提高，越来越多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当今ESG已日益成为全球商业世界的共识和行动。大多数私有资本家即使有所挥霍，其个人享受总是有限的，他们仍然重视家族传承，如果他们培养的二代、三代也属精英人才，则由他们经营的财富就有可能创造比社会平均更高的收益率，则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他们经营效率低、报酬率低，他们的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失败，要么破产，要么被兼并收购。今天的时代，越来越多私有资本家努力向善，先前有荣毅仁，现在有任正非、曹德旺。

　　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要警惕的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资本腐化权力、操纵权力，无论其所有制性质！所以我们要设立屏障，阻断私有资本向公权力渗透的企图和野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私有资本是有原罪的，随着社会繁荣、文明进步，私有资本也在不断进化，逐步融入文明进程。

　　我举两个方面，首先是科研体制，我们的科研体制仍是僵化的、效率低下的。重视产出规模，不以产出质量为重。只讲产出，不讲投入，不评估投入产出比。研究导向仍然以发论文、评职称、报奖项、升院士为主线，申报课题、评奖、竞争院士的进程仍然被错综复杂、厚实深入的关系网、人情网、交易网所笼罩。大量的资源浪费在申报、评奖过程中，浪费在课题的低水平重复研究中，浪费在仪器设备重复添置、低效率使用中，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出差和会议中。对于如何激发广大科技人员、专家学者的创造潜能，缺乏研究和积极举措，不敢在人力资本本身作大力度投入。一些大学不能正确理解上面指示，对上唯唯诺诺，搞一刀切，把不应该关闭的、有利于跨学科交流合作、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教授、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企业、科技园统统关掉了事，关门大吉，让广大教授、专家在成果转让方面畏手畏脚、怕秋后算账。

　　第二个方面，最近一年，资本市场，主要是一级市场遭遇霜降，相对有钱的基金主要是国资背景的基金，然而国资背景基金决策慢、程序复杂、附加条件多，不能响应科创企业融资与发展要求。资本运营应当是最市场化的，然而却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办。这都是我们体制的问题。

　　我的同事和我在过去三年考察了上百家科创企业，我们发现其创始团队、核心科技人员80%以上是从海外回来的，主要是美国，少部分是欧洲和日本，他们在海外有学习、研究、工作和创业的经历，有些还参与科创企业创业或在行业领先企业中担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或事业部负责人。他们回国创业已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全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加以整合、加工利用，然后再创新，形成科创产品和服务。

　　今天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在理工领域停止和限制招收我们的留学生，限制和阻碍我们的学者访问和交流。中国这一波科创浪潮五年，或许十年会达到顶峰，那十年后，我们自己的大学能培养出那时候能瞄准世界科研前沿的创新人才吗？二十年后我们同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储备和能力是更接近了、还是差距更大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没有培养出拿诺贝尔奖的人才，一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积累不够、水平不高，二是因为我们教育理念和体系落后。

　　大学不能造就创新人才主要源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输送大量有好奇心、探究心和初步专业兴趣和素养的高中毕业生。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孩子们完全拘泥于课本和课程考试，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开放思维、质疑精神统统成为应试体制的累赘，他们很少人会按自己的天性去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更不要说在一些专业领域去探究学习、积累知识。他们能考进复旦录取分数最低的专业，也不愿意去同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建筑设计，他们能进金融专业就会放弃去中文专业追逐成为小说家的梦想。其实孩子们都是有天赋的，基础教育的首要使命应该是去帮助孩子发现天赋，激发潜能，顺其天性，给予培植提携，如若有错，还可以及时调整。

　　过去20年，我到访过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实验室，每个实验室有十多个理工医博士生，由导师带着做实验，中国博士生常占多数，有的占一半以上，但是在整个博士生团队里面、群体当中排名第一、二往往是美国本土的博士生。问其导师，答曰这个孩子有天赋，他从小开始有兴趣，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得到老师的扶持、培养，给开小灶、专题，做兴趣讨论班，日积月累，考上自己感兴趣的大学专业，然后读博士，慢慢地就会脱颖而出，成为有天赋的、有创新的人才。

　　小时候，我读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深受触动。一百八十多年前，文人画家以曲斜疏散的梅花为美，随即，“直则无姿”、“正则无景”、“密则无态”成为对梅花的评价标准。为了迎合这种审美偏好，种植梅树的人不惜砍掉原本笔直端正的枝干、除去原本繁密的枝条，而故意培养旁枝曲干，以此来获得高价售出的利润。对着数百盆“病梅”，龚自珍默默垂泪，发誓一一解救之。“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他放任梅树自由生长，砸掉为观赏而设的盆子，把梅树转植到土地里，解开操纵其生长形态的束缚，以求还原梅花天然的形态。

　　人才培养也自有其规律，每个孩子各有天性、各有天赋，因材施教是祖训，培养创新人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教育界的迫切使命。我们的高考体制一考定终身，要求全科优秀、均衡发展，不少搞教育的有的剪枝去叶，有的拔苗助长，以为如此是合理选拔和培养栋梁人才，浑不知自己已经成为“泯灭”孩子天性的刽子手、屠戮未来创新人才的刽子手。我们要救救孩子，否则我们来不及救我们的未来、救我们的国家，更救不了我们自己！

　　在我们这个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分布也不平衡，追求绝对公平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恢复高考以来，人为设计的高考配额从来没有实现绝对公平，一刀切的入学抽签，优秀校长、优秀教师轮换，也无助于资源配置公平，反而加剧了有限优质资源的错配。

　　发展基础教育，一要增加政府投入，尤其是对师资报酬和师资培养的投入；二要建立适应我们发展水平和状况的教育使命和目标，要为孩子们建立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又要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天赋特长，培养兴趣爱好，既使大多数孩子成为这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合格劳动者，也是基于其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爱好，能发挥其潜能，实现其价值，他自己也能享受其过程。当另一些孩子有机会进入大学，也是因为其天赋被发掘，被激发，被培养，从而在大学获得深造和发展的机会。如此，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源源不断有创新人才支撑的创新国家。

　　“没有日积月累的努力和沉淀，我们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现和创造，科技创新不能轻信跳跃发展，也不应奢望弯道超车。”

　　刚才我主要回应了为什么有科创不一定有未来，因为逻辑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开创光明的未来， 我们在前提条件上就要改革创新，建立一系列有利的条件束，包括科创实践，才有可能构成光明未来的充分条件。接下来我就想分享一个观点，没有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和对科学精神的弘扬就没有科创的成功。

　　我清晰地记得，我的初中、高中时代的政治课，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世界上任何运动都是有其规律，自然规律、历史规律、教育规律、科学规律。曾几何时，我们很少谈论规律了。

　　三年前，我与同事们讲，大疫不过三年，很多人认为我太悲观。二个月前，我在一个论坛上仍公开这么讲，很多人仍不敢相信。其实我讲的不是我科学研究的发现，而是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疫情演绎的规律。

　　三年来，在国家动员与强力支持下，我们搞出了疫苗，搞出了特效药，这是很了不起的，说明我们在医药的研发上已有一定的积累和能力，但是在药的设计上，无论是机理、针对性、有效性，我们仍是有差距的。我们在PD1研发上的一哄而起实际上就是暴露了我们在医药研发方面基础薄弱的窘境。

　　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国应有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卡脖子”领域和技术？显然，中国的科学研究基础还很薄弱，基础研究水平不高、积累不足，大多数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和前沿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短期内，要在大多数“卡脖子”领域突破，达到Me Too、Me Better，几乎不可能。如此，我们要成就科创，建成创新国家，任重道远。惟有卧薪尝胆、花大力气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以二十年、三十年为维度，以造就一个世界级创新人才辈出的局面为目标，着力发掘孩子天赋，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激发人才潜能，满足科技人员较为优裕物质生活的要求，鼓励他们潜心研究、成就事业，鼓励他们积极拓展与国际先进同行交流合作。如此，经过两代、三代教育工作者、科学技术专家的艰苦奋斗，我们就有可能在多数领域突破“卡脖子”围困，在少数领域有First in Class的发现和创造，让别人有求于我们，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和交换来更大程度地解除西方敌对性压制。

　　没有日积月累的努力和沉淀，我们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现和创造，科技创新不能轻信跳跃发展，也不应奢望弯道超车。今天我们要做的、还来得及做的，就是把科学当作老老实实的东西来做。

　　于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弘扬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今天上午人禾校长也谈到他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有很多大师各有自己的阐述，我想从这个时代角度再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和呼吁。

　　首先是尊重科学规律。其次是实事求是，基于事实和事物本质，运用专业工具和方法，开展探索、研究、提炼、抽象、证明或证伪。第三，坚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鼓励积极进取、主动创新，提倡开放辩论、宽容试错。第四，科学无国界，发展无边界。第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励质疑、批判，不固步自封、不迷信权威！

　　在今天这个科创时代，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我还要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精神内涵，即科技向善，科学家要使命驱动、担社会责任、拥人文情怀。今天上午四位科学家都具有这样的科学精神，都具有这种科技向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对科学家是充分的景仰与敬重，不仅是因为他们将一辈子致力于艰难的科学探索，也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崇高使命和科学创造的巨大价值。我们敬重他们的谦逊、执着和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敬畏，他们不功利、不狭隘，不为短期的功名利禄而放弃对自己的科学发现的坚守。

　　在一个物质不够丰沛、文明开化不足、功利浮躁的社会，有些科研工作者仍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去放弃自己的科学信念，比如故意造假、迎合权力，口是心非，厥词惑众、排挤同行、贪图虚名，个别人甚至到了人格分裂、丧心病狂的程度。所以尊重科学，追求真理，是件十分简单却又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在科学不够昌明的时代，一些所谓的科学家是没有对真理的信仰、对科学的忠实。他们在实际利益面前做出的选择，背离了他们的身份和大众的期待，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发展很难，科学传播很难，科学坚守更难。

　　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能让真理之光照耀社会前行的道路，能让科学之光点燃大众求知的欲望。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当然首先要依赖科学家的践行、垂范，甚至牺牲。

　　历史上，创立了解剖学的尼德兰外科医生维萨留斯，在1543年写了一本附有插图的著作《论人体构造》，为后来发现血液循环打下了基础。天主教会认为他的研究“大逆不道”，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宣判了他的死刑。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是血液循环理论的重要发现人之一。他在名著《基督教的复兴》中提出了人的心肺之间血液小循环的学说，但他也因此在日内瓦被新教处以火刑。还比如化学家拉瓦锡，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才，他制定元素周期表的雏形，设计并制造了无数划时代的实验设备，建立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实验室，以实证主义精神建立现代化学。他坚守真理的底线，将沽名钓誉者拒于科学大门之外，却被构陷终至殒命。

　　所以科学的追求、真理的捍卫，是需要殉道的。虽然布鲁诺的学说现在看来也是错的，因为历史的局限，科学发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代表了科学发现的极限。科学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断去研究、探索乃至牺牲，才能不断把科学的边界不断推延和发展下去。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能以殉道的精神去发展科学、坚守真理，但是我们仍然期望他们能够恪守求真精神的本源，尊重公众所给予他们的尊重。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所负的道德责任，是在生产理念的过程中，需要努力去达到思想的清晰和逻辑的延展，要求具有自由独立精神和彻底思考的能力。

　　在这点上，我认为当今社会，张文宏医生做到了。张医生以他自己的专业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支撑来发表对病毒和疫情发展规律的看法，对疫情防控策略和方法的建议，既给大众科普，也为政府献策。他没有功利的追求，也没有迎合的举动，只有尽其所知，在专家会议上提出分析和建言，尽其所能，在一线诊室，包括社区病房和他自己医院的病房治病救人。他虽然没有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他说出来的没有谎言，没有妄语，没有违背他的专业认知，没有放弃他的医者仁心。纵观他过去三年发表的论文、讲话、建议，有个别研究的结果可能需要他进一步解释和澄清，有个别的观点可以讨论，但是始终如一的见解、前后一致的逻辑已经证明他遵从理性、专业的立场和科学、职业的操守。在我眼里，他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标杆，有善心和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标杆。他对科学精神的诠释和恪守，足以支持他不需要去消耗时间、精力和智慧去投入无谓的辩论，他的沉静已经赢得了这场不在同一级别上的论战。

　　人在浩瀚宇宙面前只是一粒沙子，在科学面前再高大的人也是矮小的。虽然迄今为止，我们估计既有的科学知识只回答了人类所遭遇到的各种未知问题的5%，甚至还不到，但是对每个个人来讲，科学知识已经是浩瀚无际了，所以我们要怀着谦卑和虚心的态度来学习科学。也因此受制于每个个体的有限生命，我们要选择专业来积累和发展科学知识。

　　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专业功底和实证发现来发表意见，虽然有些科学工作者智商很高，可以跨领域学习和研究，但这仍然不足以让他超越自己的研究去评论和指摘其他领域专家的研究。搞小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一定懂传染病学、公共管理学，其实也没必要懂，反之亦然。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去跨行抨击另一个科学工作者，他的勇气要么来自于对另一学科领域的无知，要么来自于把基于自己所在领域的成就建立起来的豪气甩溢出去、去占领更多领地话语权的野心。这种霸道源自于一种无知的傲慢，对自己无知的无知和对自己所从事科学工作应秉持的精神的傲慢。当然个别人还在背后、在不见光的地方有功名利禄的挂钩，那就更不值得以君子之道待之了。总之，我认为，科学只要同功名利禄结合就会变味、就会变样。

　　三年疫情的挑战与应对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拷问和反思的机会，在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博弈中，科学没有始终占领上风。科学研究跟不上病毒的传播，科学规律得不到社会的尊重，科学精神得不到广泛弘扬，还有一点，就是没有把管理当作科学。

　　管理，是基于大量的实践观察、研究、归纳、提炼、总结、创造出具有规律性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来提供针对现实问题、具有预见性的方案，并加以提前布局。同时在方案实施执行当中实时地监控，通过对一些输入变量可能的异常变化的监测来及时调整相应的策略，以求达到尽可能优的产出，所以管理是非常强调投入产出比的。这是全世界企业发展、产业发展所普遍遵循的原理和规律。如今，全世界管理学院贡献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方法早已溢出企业、产业的边界，而广泛运用于非盈利组织、政府组织、甚至军事单位。

　　三年疫情防控，有些政府做得比较好，有些政府做得不够好，其差别除资源原因外，很大程度在于对管理是不是科学的认识上的差别，以及是否有能力运用科学的管理分析方法、制定合理的决策目标和效益评估机制，从而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综合化的、弹性适变的防控方案，随之有效地配置资源，有力地执行方案，并动态调整。

　　管理对于科创企业成功也有一半以上的作用，所以我们提出管理要赋能科创、引领科创。科创企业不仅科创要有突破，企业还要能盈利、能增长，因此科创企业家要有战略先见，同时科创企业成长路径、研发组织、商业模式、融资策略、激励政策、治理构架、产业化、商业化方案等等都有其独特性，非今天管理学院EMBA、MBA课程知识能够覆盖，这也给了我们管理学者契机，从科创实践出发，找到其管理上的痛点、难点，加以深入研究，从而创新理论、反哺实践，帮助科学技术专家成功转化为由系统、科学管理知识武装的科创企业家。管理与科创必须双引擎驱动，才能显著地提升科技创新的成功概率和质量，避免与投资机构、专业中介无谓的博弈消耗，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产品验证和商业化过程，以每个科创企业的成功助力于产业创新和升级。

　　当然，由于管理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组织、社会，都具有非常的复杂性，而且还会有各种临时的变化、突发的事件，所以管理还有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例外原则。今天我们强调管理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95%的管理工作要遵循既有的计划、规则和标准。这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和理性加以规范的，但是我们也要允许5%的事件，那些例外事件，要依赖于决策人和执行人个人的经验、直觉来做出判断并采取应急的、临时的举措，以避害趋利。这也是管理原则。所以管理上要强调容错，尤其在管理的创新实践方面，要有更大的宽容心去支持创新，而不应该拿陈规陋习来约束创新、制裁创新、惩罚创新。影响我们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进程始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其实这也是国家治理中例外原则的体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经验、直觉和战略洞见、高瞻远瞩。

　　科创企业的实践迄今为止少有现成的理论、规范和标准可以加以指导，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加快科创管理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以例外原则来鼓励科创企业探索并不断总结提炼新的管理原则。

　　管理科学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管理学院的发展。管理学院是以传播管理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培养专业的管理人才，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社会福祉，推动文明进步为使命。一个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的成长与发展，也有其自身规律。每个管理学院如同大学，都是有其使命和定位的，它能够成为世界公认的一流管理学院，一定是遵从了大学独立自由、开放多元的理念。如果没有像复旦校歌中所唱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那么科学发现、知识创新、思想传播、人才培养就无从谈起。管理科学的发展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的交互，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乃至观点证据的交互指证，才可以发展成一个高等的科学知识体系。

　　借此机会，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2022年岁尾，法国环球教育（Eduniversal）全球最佳商学院的排名中复旦管院名列远东亚洲榜首。这个排名是邀请全球近一千家知名商学院院长来投票，给各地区的商学院进行排名，2022年有73%的院长进行了投票。这个投票不基于任何定量的指标，而基于每个院长个人的观察和认识。这些模糊的印象汇总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清晰、客观的评价。我们在这次投票当中再次成为远东亚洲并列第一名，这是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感到欣慰的地方，因为我们一直被全球同行认为是远东亚洲前三名的商学院，这同我们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地位是相符的。也证明了我们确实是按世界一流管理学院的发展规律在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术和教育，并获得世界范围同行的认同和尊重。

　　我想说的是，办世界一流管理学院，其实是极其艰难的过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长期的耐心，还要有对科学和真理的坚定信仰和追求。这也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在其校徽和校训中所宣示的。

　　同时，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也一定是遵循有机增长的战略，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以质量为优先，经过几十年的坚持努力才能够表现出超越同行的优异贡献与实力。我们看到，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在历史的若干发展阶段，是在当时有远见的领导者的主导推动下，改革创新，让其发展跃上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平台。有若干次这样的跨越发展，就足以奠定它广受同行尊崇的地位。

　　“企业家精神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潜能、动力和方向，是这个社会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和资产之一。对于科创时代，尤其如此。我们可以说，无企业家精神，无未来。”

　　当今，全球一流商学院还以培养企业家、激发和提升学生企业家精神为优先使命。不是所有管理学院的学生都适合创业，并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但企业家精神是可以被激发和培养的，它对于学生在VUCA时代从事职业经理工作也是十分必需的。一般认为，企业家精神意味着创新、冒险、创造财富，也意味着在VUCA时代，要发挥每个个体潜能、创造企业成长机会和空间、对抗不确定性。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科创企业成功尤为重要。因此，我对企业家精神认识稍异于传统。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大的特征与价值在于企业家的自驱力和学习力。经典的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呼唤企业家精神，是认为企业家是自利的，他们因为追逐私利而奋斗，从而去促进企业去竞争、去发展、去创造财富，从而促进社会繁荣，并惠及整个大众。然而我所认识的科创企业家们已是当代中国第四代企业家，同前三代企业家有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因为贫穷而创业。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有科学理想，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愿意个人致富，但在财富观上也更开放，更愿意分享，这些人往往都有使命和情怀。

　　所以我认为自驱力是企业家精神光辉的特质，它并不以企业家拥有产权、追逐私人财富为前提。而这种无数个别的企业家的自驱力汇合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经济驱动的巨大源动力，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少数国有企业，董事长或CEO虽然不拥有股权，也无直接挂钩的经济利益，比如像宁高宁，却也有强劲的企业家精神，把企业由平庸发展成为行业翘楚甚至跨国巨头。

　　同时，成功的企业家都有很强的学习力，这同其学历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像辍学的比尔·盖茨，小学文化的李嘉诚都是善于学习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从自己先前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向同行学习，而且逐渐地跨越行业、跨越文化去学习，有的还进到大学、进到管理学院去进修，逐步汇聚、学习、借鉴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智慧。这些人才是真正聪明绝顶的、会学习的企业家。由此而持续学习，企业家就容易地、更快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变得通透和前瞻，其直觉也更多了理性分析和规律把控的支撑。由此其领导的企业就不会受制于路径依赖，而是基于对各种广泛的、有价值的知识学习、吸收，并越发具有超越平庸的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佩服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因为他们是当代企业家当中最懂得知进退，也是最善于学习的企业家的代表。

　　所以企业家精神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潜能、动力和方向，是这个社会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和资产之一。对于科创时代，尤其如此。我们可以说，无企业家精神，无未来。

　　当然有企业家精神，也并不一定有未来，因为它的萌芽、发育、成长也需要环境条件的催化、滋养和呵护，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真正的市场，其前提就是公平、自由的交易机制和充分、有效的法治环境。

　　当今世界政治形势波诡云谲，经济秩序分化重组，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彷徨、去等待。企业家精神会折损、消耗殆尽，科创企业也会挫败，被打回原形。

　　“我们必须倡导真正的大学精神、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这是国家社会走进新时代、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动力。”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时点，面向未来，我们仍然有太多的焦虑、无助和挣扎，甚至有的人还有恐慌。疫情肆虐，冲突不止。然而我们是因为乐观而活在当下，因为乐观我们得以长远期待，并付出努力。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畅想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面貌，想象人工智能时代人可以活多少岁，服务机器人如何服务到家，我们不仅在地面上享受自动驾驶，也可以在空中实现立体自由移动。那时，我们会享受更多的自由，人民也会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和文化，最终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分享。我深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会越来越好。

　　但在现实面前，我们的乐观应该是审慎的，我们仍然要回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去，我们仍然要用科学来武装自己。为什么要审慎？因为这个未来并不是自动到来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会走岔，明明应该向左但我们向右了，明明应该向前我们向后了，我们以为是向前了，结果我们是走下坡路。也许我们右拐一下又可以再左拐一下，然后再回到正向的康庄大道上。

　　尽管科创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个主旋律并不是那么的强劲、清晰，可以令创业者一往无前。其实它本身能否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引领中国经济去迎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必须倡导真正的大学精神、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这是国家社会走进新时代、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动力。哈耶克曾经认为，人类心智的成长，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问题，这其中会产生必然的思想分化和碰撞，我们抱有怎样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们培育什么样的土壤，才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今天在我们新年论坛上，科学家、企业家、管理学家的分享，正是对真正的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自然人性最真切的呼唤和颂扬。

　　我相信，随着科学精神的传播和启迪的不断深入，我们将无需在发现“病梅”之后才“疗之，纵之，顺之”，而是在培育之初，就呵护好它们的自然生气，使其曲也美、直也美，密也美、疏也美。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在春天来临之前我们也许确实需要像杜鹃那样啼血鸣叫，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踏在新年的起点上，让我们对科学、管理与文明坚持不懈追问和探索，让我们以人文之火去温暖心灵，用理性之光去洞彻未来。在新的一年里，期待我们可以同心共创，携手同行！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线上参与的同仁们、同学们、校友们、朋友们，谢谢所有分享的嘉宾和我们金牌主持钱世政教授！期待我们在2024新年论坛上再见，我们2024新年论坛一定在我们政立院区举行，那时候我们政立院区已经盛大开幕，我们将在我们的大剧场欢迎大家的莅临！